互动科普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2007年11月，被誉为“中华第一城”的良渚古城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目前我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是继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l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山东龙山文化发现和杭州古荡遗址发掘的影响下，想到了在他的家乡余杭良渚一带，曾经见到农民挖池塘时出土过类似的黑陶。于是，他在良渚和长命桥一带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并很快整理出版了发掘报告《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但当时由于在传播论与黄河中心论旧史观的影响下，这一发现自然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东南传播的一支。

1950年后，浙江、江苏和上海等地陆续发掘了一系列相关遗址，逐渐对这一文化的内涵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1959年，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

良渚文化存在于距今约5200～4300年间，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

揭开良渚文化的层层面纱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第一次发现了随葬黑陶和玉琮、玉璧等大型玉礼器的良渚文化墓葬，从而开始认识到以前被当作周汉玉器的琮、璧等原来是良渚文化之物。

继草鞋山发掘之后，1977年又在吴县张陵山发掘到了随葬琮、璧等的良渚文化大型墓葬。这些发现逐渐在考古界引起了对良渚文化的关注。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些中国礼制中的重器（国家的宝器）竟在一向被认为是“蛮夷之地”的江南找到了渊源；另一方面，大墓与小墓之间所表现出的悬殊差异，也足以使人们相信，这一文化的社会分化与进步，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1978、l979和l982年，南京博物院对常州武进寺墩遗址进行了几次发掘，又获得了以数十件琮、璧等玉器随葬的更为壮观的大墓，对琮、璧等玉器的形制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提出了氏族显贵者及其家族墓地的观点。

随后，l982和1983年，上海市文管会在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了随葬大量玉器的良渚大墓，而且在对墓地的解剖中认识到，这一突兀的土山竟是专门为埋葬这些墓主人而由人工堆筑营建而成的“土筑金字塔”。这一认识上的突破，不仅为探讨良渚大墓的特点、性质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也为日后许多的发现提供了经验和启发。

在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与认识的启发下，l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良渚文化发现的故乡—余杭县长命乡反山，终于发掘到良渚文化的大墓，共清理出排列有序的11座墓葬，这些大墓在排列位置、墓坑规格、随葬品的多寡与种类上，都反映出许多差异和严格的规定，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与认识，为研究人员从一个整体上考察良渚文化的社会分化与分工等提供了新的材料。通过反山的发掘，对良渚玉器的种类、组合与功能等的研究都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从而开辟了良渚玉器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对以往作为兽面认识的玉器上的图案，由于反山出土了其完整的神人兽面结合的图像，从而在解释这一图像的内涵上，有了完全不同的角度，将其认作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已成为研究者们的共识。由于反山14号墓出土的玉钺的把上从头到尾镶嵌了米粒大小的玉粒，从而为复原玉钺的安柄形式提供了依据，将以往称作“舰形器”的玉件，恢复到了钺柄的前端，并认为它有权杖的功能。对三叉形器、冠状器等主要玉器，都找到了符合其功能的合理解释的依据。对良渚玉器从单一的认识扩展到了对包括琮、璧、钺、三叉形器、冠状器、玉璜等的完备的玉礼器系统的探讨。

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余杭安溪发掘了瑶山遗址，揭露出了一座在平面上呈内外三重土色结构，边缘砌有石头护坡的覆斗形的祭坛遗迹，并在祭坛上清理了12座与反山相似的良渚文化大墓。瑶山的发掘，不仅又一次获得了大量的精美玉器，也为良渚文化增加了一项新的重要内容—祭坛，从而使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良渚大墓与祭祀址、良渚玉器与祭祀的密切关系。

1991年，在西去反山仅两公里的瓶窑汇观山上，又发掘到一座与瑶山相似的祭坛，复原祭坛面积l500多平方米，清理良渚大墓4座。通过此次发掘，对这种良渚祭坛的形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证明它在立体上是一种阶梯状的形式，这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线索和启示。

在对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这些高等级墓地与祭祀址认识的同时，浙江的研究者们也开始寻找与这些墓主人生前相应的生活场所。位于反山东侧的大型平坦土台，成为注意的目标。经过1987、1992和1993年的几次发掘，证明这座被叫作莫角山和古上顶的大型土台，是良渚人堆筑的大型建筑基址，东西长670多米，南北宽450多米，堆积厚度达10米左右，中心部位是以泥沙和石块多层夯筑而成。这一发现为认识良渚文化的精美发达的玉礼器系统，以及在遗物与墓地上所表现出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组织结构等找到了依托，证明莫角山一带应是良渚文化的重要中心。

由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以及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和玉器的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学术界掀起了对玉器研究的热潮，并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的多元一体的观点。90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又进一步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模式。

良渚文化内涵丰富

迄今为止，在浙江、江苏和上海三省市已发现良渚文化遗址数百处，发掘清理不同等级的良渚文化墓葬近千座，以及房屋和祭祀等建筑遗迹，对良渚文化的生产和生活、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化等方面已经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良渚文化有相当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手工业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和漆木器等。渔猎也是食物来源的一部分，猪和狗为主要的家畜，并常常用于祭祀。在信仰方面，良渚文化有共同的崇拜神徽。

良渚文化的陶器早期以鼎、豆、双鼻壶、圈足罐等为主要组合，晚期发展为鼎、豆、圈足盘、双鼻壶、尊、簋、翳、宽把带流杯和带流壶等，在大墓中还常常有大口圜底的夹砂缸等。鼎、豆、双鼻壶等的发展轨迹相当清楚，鼎在早期为扁鱼鳍形鼎足，沿着鼎足外侧逐渐加宽的演变规律，发展到晚期成为横截面呈T字形的鼎足；双鼻壶则沿着腹部逐渐变扁的轨迹发展，圈足与颈部也加长并外撇；豆的喇叭形把逐渐加高和变细，至晚期成为细长的竹节形豆把。

石器主要有段石锛、穿孔石钺、石箭头、三角形石犁、斜把石刀、耘田器等。大型石犁的发现，表明良渚文化已经有发达的犁耕农业。

玉器主要用来祭神和作为权力与身份的象征。玉礼器的造型主要来源于对神徽主题的表现。主要种类有琮、璧、钺、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玉璜、玉镯、柱形器、圆牌形挂饰、玉鸟、玉鱼、玉龟、玉管、玉珠以及纺织器具的配件等，其中玉琮是祭神中的主要法器，而玉钺则主要是象征权力的权杖。

根据墓葬的材料，可以将良渚文化的社会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等级的墓葬除随葬鼎、豆、罐、缸等基本陶器组合外，主要以玉器为随葬品。琮、璧、钺、璜、冠状饰、三叉形器、锥形器等玉礼器种类齐全。从反山、瑶山等墓地看，一般一个墓地只有10余座墓葬，等级规格较为统一，应是专门的祭司集团。

第二等级的墓葬，随葬玉器的数量一般要远远少于第一等级墓葬，在一个墓地中往往只有极少数墓葬随葬种类不全的玉礼器，同时还随葬石犁、石锛、石镰、耘田器等生产工具。表明这些墓主人在作首领和巫师的同时，仍是氏族的一员，从事生产劳动。

第三等级的墓葬主要以鼎、豆、罐、壶等陶器以及石钺、石镰、耘田器、石锛等生产工具为随葬品，个别墓葬随葬有管珠等小件玉器。应是良渚社会的最基层的民众。

第四等级的墓葬无任何随葬品，这些墓葬一般埋葬在高等级墓地的显贵者墓葬的附近，具有明显的从属地位，他们虽然不构成明确的等级集团，但社会地位相对于第三等级显然更为低下。

良渚文化的晚期，其影响力向北方扩展，从玉器系统的发展看，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发现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

2006年6月～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了解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的地下情况，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河沟。它宽约45米，深约1米多，河床内有较厚的良渚文化晚期的生活废弃堆积，即良渚人的生活垃圾，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陶器碎片。经过对河东岸高地进行局部解剖，发现这一高地完全由人工堆筑而成，厚度近4米，而且最底部整个铺垫了棱角分明的人工开采的石块。这一发现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思考。据向当地老百姓了解，他们在挖井时，有的地点也曾发现石块。考古人员据此初步推断，葡萄畈村所在的南北向高地，可能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修建的河堤遗迹，由于它位于莫角山遗址西侧约200米的平行位置，所以也很可能是莫角山遗址的西城墙。

古城西墙葡萄畈段（2006年发掘）

根据葡萄畈遗址的发现和推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2007年莫角山周边的考古调查和勘探计划，并得到了批准，浙江省财政厅也给予了2007年度专项经费支持。

从2007年3月开始，浙江省考古所良渚工作站首先以葡萄畈遗址的发现为基点，向南北做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至4月中旬，初步确立了以底部铺筑石块为标记的遗迹在莫角山遗址西侧的分布范围：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总长度约1000多米，宽约40～60米。这一发现初步证实了当初的推断，使研究人员大受鼓舞，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目标与思路。根据新的发现和认识，良渚管委会也非常重视和支持，迅速调整了保护范围，并为考古发掘和今后的保护展示租用了白原畈地段的50多亩土地。

在莫角山西侧的遗迹确认后，良渚工作站下一步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搞清楚这一遗迹是河堤还是城墙的问题。因此，研究人员在莫角山的南、北两侧开始钻探调查。6月初，首先在河池头村的北部钻探到了一段铺垫石头的遗迹；直到9月中旬，逐渐探明了东端与雉山相接，西端连着苕溪的底部铺垫石头的遗迹分布范围；10月下旬，又在莫角山东侧发现了南北向分布的相关遗迹；11月初，找到了莫角山南侧的东西向分布的相关遗迹。至此，研究人员已经基本肯定这种底部铺垫石头的遗迹应是良渚文化时期围绕莫角山四周的古城墙。

据目前调查试掘的初步结果判断，良渚古城的范围，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总面积约290多万平方米（与颐和园的面积相近）。布局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在石头基础以上再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而成，底部宽度约40～60米。城墙保存较好的地段高度约4米，许多地段已被后代破坏。根据城墙外侧叠压的堆积中出土的陶片判断，良渚古城使用的下限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其始筑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工作的揭示。

良渚文化消失了吗？

由于良渚文化的发达和辉煌，人们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良渚文化消失了吗？它们到哪里去了？是战争、瘟疫，还是洪水？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考古学文化这样一些概念。

关于文化，有着多种抽象的哲学意义的解释。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它的涵盖面十分广，包涵了全部的社会遗产，是人类具有的而其他社会种类所缺乏的，包括语言、知识、信念、习惯、艺术、技术、理想、规则等等，以及我们从其他人、长辈和过去的事件中所学到的东西，加上我们可能要加到其中的东西。总之，文化是一种生存的样式，是一群人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是人类行为的一整套模式。

在考古学中，文化是可以观察的现象。考古学家常常会发现某些具有共同特征的工具、武器以及装饰品等，它们常出现在一定区域的某类墓葬或遗址中，而与其他地区或另外的墓葬及遗址中出土的器物迥然不同。这些分布于一定区域、存在于一定时间、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活动留下的物质遗存，被称为“考古学文化”。

因此，从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上来说，没有不消失的文化。因为考古学文化所展现的只是一个地区的阶段性的物质文化，一个考古学文化被另一个考古学文化所取代，或者说演化为另一个考古学文化，并不表示这个区域的人群被取代或消灭了，上一个考古学文化往往是下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祖先。中国的历史不曾间断，这更要求我们在一个过程中连续地看待文化现象。通过考古学文化，可以看出在文化因素和时代转换的同时，考古学文化的空间范围往往也随之发生改变。因此，如果单就一时一地去看待某一个考古学文化，难免会产生断灭观；而如果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和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里观察，我们看到的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内部消长的现象，而更多看到的将是文化间及局部集团间的交织与互动，是一种时空的交换与此消彼长。透过这种交替转换与螺旋式的发展，最终融合成为一个大范围的中华共同体。

随着一个地域集中与特点明显的良渚文化在考古工作者的搜寻中变得模糊的同时，更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则出现在长江中上游和黄河中上游地区。这种有趣的现象正是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过程的一个很好的说明。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08年第3期）